躬求苦索双亲颜，泪眼汪然忆乡贤。

但祈云岚带新雨，喜望江淮春意绵。

李自成（1606—1645年），陕西米脂人，原名鸿基，明末农民起义领袖。

李自成曾在明朝负责传递朝廷公文的驿站当驿卒，后因丢失公文被裁撤回家。因为还不起债，自成被告到米脂县衙，被县令下令棍打后游街，几近于死。后由亲友救出。到了年底，自成杀死债主艾诏，接着又杀了和人通奸的妻子。命案在身，遂同侄子在崇祯二年到甘肃甘州投军。

投军不久，李自成便被提升为把总。崇祯二年，李自成因欠饷问题杀死参将王国和当地县令，发动兵变。次年，李自成率部众投靠农民军首领不沾泥，继而转投高迎祥，并被封为“八队闯将”。

李自成军事才能突出，为人勇猛且有韬略。崇祯八年后，转战江北、河南，又入陕西，取得了一系列战争的胜利。崇祯九年，高迎祥进攻西安兵败被杀，李自成被推为闯王，率领部众采取声东击西、避实击虚的战法，接连攻克阶州（今甘肃武都）、陇州（今陕西陇县）、宁羌（今宁强）等地。随后，兵分三路进入四川，屡屡大败明军。

崇祯十年冬，李自成部围攻成都多日未能攻克，后折师梓潼迎战明总兵左光先，兵败返回陕西，在移师潼关的路上，遭遇洪承畴、孙传庭的伏击，只带了刘宗敏等残部17人突围，隐伏于陕西商雒山中（今在豫陕边区）。

不久，李自成亲赴谷城（今属湖北），获得了已为明廷招抚的张献忠资助。崇祯十二年，张献忠在谷城（位于湖北襄樊）重新起义，李自成率众从商雒山中杀出，与张献忠合兵攻克竹溪，截断明军粮道，后来又协助罗汝才在香油坪击败明总兵杨世恩。

崇祯十三年，李自成被明总兵左良玉击败于房县，只以50骑突围，进入河南。此后，李自成军攻破永宁（今洛宁），斩杀了万安王朱采，并与地方农民军首领一斗谷汇合，手下兵卒达数十万。在攻克宜阳、进至卢氏后，李自成得到了牛金星、宋献策等谋士。

当时的中原灾荒严重，阶级矛盾极度尖锐。李自成及时采纳李岩“均田免赋”的建策，开仓赈济饥民，深得民众拥护，“迎闯王、不纳粮”的口号广为传颂，众多农民纷纷加入部队，李自成的队伍很快发展到百万之众，成为农民战争中的主力军。

崇祯十四年正月，李自成攻克洛阳，杀万历皇子、福王朱常洵，并从后园弄出几头鹿，与福王的肉一起煮，名为“福禄宴”，与将士们共享，后自封为“奉天倡义文武大元帅”。

崇祯十六年正月，李自成在襄阳称“新顺王”。三月，杀了与之合军的农民领袖罗汝才。四月，杀了叛将袁时中。十月，攻破潼关，在河南汝州(今临汝)歼灭明陕西总督孙传庭的主力，随后乘胜进军西安，占领陕西全省。

崇祯十七年（1644年，即甲申年）正月，李自成在西安以李继迁为太祖，建国号“大顺”、年号“永昌”。

随即，李自成率大军北渡黄河，取道山西进行北伐。起义军一路势如破竹，很快便攻占了太原。在准备攻击大同时，起义军发现明将周遇吉在宁武关聚集了大批军队，有侧击起义军的企图。李自成曾在罗城吃过周遇吉的亏，因此准备放弃攻打宁武关，绕城而走，直取大同，尽快攻击北京皇城，然后再回头攻击无援的宁武。后来，在军师的劝说下，并鉴于宁武关在三关中相互策应的重要位置，李自又返身南下，血战七昼夜以惨重的代价击败周遇吉，为夺取北京扫清了障碍。

尽管明军在此战中战败，但却见证了宁武关的险要和坚固，因而坚定了崇祯誓不南迁的决心。他认为凭借层层险关足可窒碍起义军的攻势，从容等待各路勤王之师的到来。但自宁武大战之后，大同、宣化、居庸关的三处守军，以及调去的援军，竟然全部不战而降。层层险关要塞全成了摆设，起义军一路长驱直入，迅速包围了北京城。

崇祯十七年三月十七日半夜，守城太监曹化淳率先打开外城西侧的广甯门，农民军由此进入今复兴门南郊一带。三月十八日，李自成派遣在昌平投降的太监杜勋入城与崇祯秘密谈判。李自成提出了“闯人马强众，议割西北一带分国王并犒赏军百万，退守河南……闯既受封，愿为朝廷内遏群寇，尤能以劲兵助剿辽藩。但不奉诏与觐耳。”（《小腆纪年附考》卷四载）的条件。明廷不答应，双方谈判破裂。

三月十八日傍晚，起义军攻克广宁门(今广安门)，崇祯皇帝在景山自缢。三月十九日清晨，兵部尚书张缙彦主动打开正阳门，迎接李自成部将刘宗敏入城，由是，李自成起义军攻占北京。

起义军进城之后，明朝官员大部分投降。起义军按李自成令，“礼葬”崇祯并设厂公祭。对于旧朝官员，大顺政权甄别录用了29名四品以下官员，又通过开科取士录取了50名举人，量才授职；同时还裁撤了明王朝的骈枝机关，把几万名宦官逐出紫禁城。与此同时，开铸钱局24所，发行永昌通宝，提出要“平买平卖”。起义军还释放了刑部、锦衣卫中关押的“犯人”，处决了一批民愤极大的明王朝贪官污吏。这些措施受到了北京市民的欢迎，店铺营业如常，城市秩序井然。

从战略角度来看，攻克北京，并不代表李自成已经控制了全国局势：江南还有50万官兵没有放下武器，各地旧官僚也都在为自己的命运而拼死抵抗，更为关键的是，作为中原门户的山海关此时正控制在明吴三桂手中，而关外的满洲贵族更是对中原的大好河山虎视眈眈。刚建立的大顺政权，当真是处在内忧外患的局势下。

但起义军并未意识到这些，反而很快被胜利冲昏了头脑，非但不重视政权建设和防备关外满清，反倒是从二十七日起开始强迫明朝官员协饷，并四处抄家。刘宗敏还制作了五千具夹棍，拷夹百官，死者达1600余人（谈迁·《枣林杂俎》）。上行下效，起义军纪律松懈、纲纪废弛，大批兵丁掠抢民财，杀人无虚日，终日享乐，纵欲无度。起义军领袖非但不重视这些苗头变化，反而美其名曰“追赃助饷”，导致部队迅速腐化、战斗力下降，京城民怨沸腾。

此时，控制着山海关门户、即将决定历史走向的明朝守将吴三桂正在左顾右盼，举旗不定。可偏偏在此千钧一发之际，李自成没有处理好与吴三桂的关系。先是错误地将其父吴襄收入牢中，然后大将刘宗敏又夺其爱妾陈圆圆，使得本来已有意投降的吴三桂倒戈相向，与李自成势不两立。

李自成闻讯，立刻带了二十万军队疾奔山海关，准备攻打吴三桂。

四月二十一日晨，李自成军队抵达石河西岸，立即叩关攻城。一天血战，未能攻克一座城门。直到晚上，吴三桂所属的北冀城一军叛降，农民军正要登城，却被吴军赶来的援兵抢下。山海关之易守难攻，由此可见。

次日，吴三桂感到难以招架，亲自奔赴驻扎在关外十里的清军大营求援。经过谈判，多尔衮答应出兵相助。双方对天起誓后，吴三桂回到关内先与农民军决战，清军随后便到。

二十二日晨，城门大开，多尔衮率军入关，各方都投入了全部精锐，进行这场事关生死存亡的大决战。吴三桂借当日风沙掩蔽，出其不意地出现在农民军阵前。双方苦战大半日，吴三桂渐渐落了下风，而农民军也已是强弩之末。此时，以逸待劳的多尔衮令数万精兵杀入军阵，农民军力气耗尽，只好全部撤退。清军乘胜一路追杀，石河两岸遍地横尸，此役以清军完胜而告终。

经过石河战役，李自成主力全失，二十六日败归北京，仅剩三万余人，怒杀吴三桂家大小34口、火烧紫禁城和其它部分建筑后，于二十九日仓皇出逃，由北京分山西、河南两路向西安撤退。途中起义军遭吴三桂紧追，战于定州和真定两地，损兵折将，连李自成自己也受了箭伤。七月，起义军败抵西安，不久又放弃西安，经蓝田和商州前往武关。败退途中，李自成疑心日盛，妄杀李岩等人，致使人心离散。

永昌二年(1645年)，清军攻破潼关后，李自成采取避战的方式流窜，经襄阳进入湖北。四月，李自成进入武昌，但被清军一击即溃。五月在江西再败于清军。此后，李自成在湖北通山九宫山神秘消失。

至此，轰轰烈烈的明末李自成农民起义以失败而告终。

数点梅开紫映红，披霜骨傲带从容。

东风蓄势将劲起，雪后神州雷渐隆。

寒风乍起欲穿堂，烛花泛影护灯忙。

晨钟暮鼓长相伴，雁塔巍然志不惶。

春江水涌雨润花，百舸帆扬竞风发。

丹心且纳竹兰志，怡然笑看浪淘沙。

　　人生数十载，得一知己足矣。

　　为中华之崛起而读书者，皆可渐入佳境。 

　　文字的魅力就在于：有的时候，一个标题足矣。

　　题记：新时期扎实推进新农村建设，主要涉及六个方面的问题，现分而述之，今天之作为其一。

 

（一）农业生产的发展趋势

　　尽管在我们的思想中扎根两千余年的重农思想已经慢慢退色，尽管信息化、工业化的背景下农业对于经济发展的贡献有所下降，但是高度重视农业发展绝对仍然是一个战略问题。

　　没有农业的同步发展，经济安全就没有基本保障：农业是十三亿人的粮仓，民以食为天，没有农业的现代化，二三产业的发展就只能是空中楼阁，甚至国家的经济命脉与政治独立都会受到影响。国家粮食局最近几年连续出版的《粮食发展报告》始终在提醒着我们：尽管近几年粮食生产成果喜人，尽管现代粮食流通体系非常稳固，尽管现代粮食储备制度正在完善，但是必须仍然居安思危，唯此方能增强经济安全系数，降低经济波动系数，在经济安全的前提下，实现高速发展。

　　没有农业的同步发展，社会和谐就没有实现基础：农业问题背后涉及到多达八亿的中国农民。从人数上来说，这八亿人，占据了中国人口的绝大多数，因而，实现好、维护好、发展好中国农民的根本利益，是我们党始终代表中国最广大人民根本利益的重要一环。在当前城乡、收入、区域差别呈现扩大趋势的今天，只有实现农业发展，才能保障农民增收、农村稳定，才能增强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凝聚力。反之，如果农民的基本生活得不到保障，容易增加社会不稳定因素，诱发群体事件，激化社会矛盾，不利于为改革开放、构建和谐营造一个良好的社会环境，也不符合我们党的执政目标。

　　近年来，中央始终把解决农业问题作为一号文件出台，农业问题的重要性，由此可见一斑。如果说城市是中国经济的发动机，那么农村就是中国经济的蓄水池。可以说，农业事关经济、政治、文化、社会建设方方面面，是国民经济发展的重中之重，是社会主义建设事业的根基。根深则叶茂，叶茂则果实。总之，只有在战略高度上坚持正确的现代农业发展方向，才是真正的高举邓小平理论和“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伟大旗帜，才是真正的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

 

（二）农业生产的问题所在　　

　　传统农业经济的最大问题，在于历史上曾经极大促进了生产力发展的明晰产权要求下的“包产到户”制度与信息化、工业化的背景下的农业经济规模化的要求之间产生了矛盾。

　　建国后一段时期内，由于体制原因所导致的产权不明晰，使得“同吃大锅饭、出工不出力”的人民公社低效能现象非常普遍，严重地影响了农业生产的效率，制约了国民经济的发展。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敏锐地认识到这一问题，在此基础上，充分肯定了安徽小岗农民的创造性智慧，在全国范围内推动了以“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为主要内容的生产关系改革。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在农村土地集体所有的前提下，承认并明确了以家庭为单位的农民对土地的使用权，极大地激发了广大农民投身农业生产、改进劳动技术、提高粮食产量的积极性，极大地解放和发展了生产力。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既没有简单地走私有化的道路，又克服了人民公社制度的种种弊病，成为社会主义条件下解放和发展生产力的道路上极其重要的里程碑。对于今日中国的发展，“统分结合、双层经营”的包产到户制度绝对是功不可没。而这一制度最大的亮点，就在于明确了产权（在中国，使用权替代了产权，但从对生产者的激励来看，两者效果类似），细化了权责，提高了人民群众的积极性和创造性，为改革开放以来经济发展取得的骄人成就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近30年过去了，历史在进步，时代也在发生变化。伴随着工业化与信息化，飞机播洒、定点喷灌、联合收割等新技术都已发展成熟，传统意义上的劳动力对于农业生产的意义明显下降，在此基础上，现代发达国家的农业生产方式都已经由散户耕作转向规模经济。农业规模化生产的好处有目共睹，但是在中国，八亿农民的现状以及十八亿亩耕地的红线，决定了地少人多的国情，在很多地方，如江苏、浙江等地，人均耕地已经降到一亩以下。少得可怜的人均耕地，又让产权明晰不再是解决一切问题的万金油。在明晰产权基础下发展起来的散户经营，已经不能适应现代经济规模发展的要求了。

　　从科技的角度看。尽管我们说创新是在试错，发现源于偶然。但创新作为一种行为，仍然是有它自身的规律的，可以这么说：没有动力，就没有创新。试想，如果不抱着提高亩产的目的，杂交水稻怎么可能培育出来？试想，如果不是因为地广人稀，耕作不易，飞机播喷又怎么会派上用场？因而，在人均耕地数量很少且平均亩产已经达到世界平均水平的1.5倍的情况下，再想依靠散户的智慧创造出能在全国范围内大幅度提高农业生产力的新技术，恐怕有点异想天开了。

　　从市场的角度看。农业生产具有季度性，当季播种，要到一定时期以后才能收获。但是市场的变化确实多端的，如果各主产区同时丰产丰收，且上游加工企业由于销路等原因减少原料收购，那么丰产带给农民的，并不竟然是丰收。尽管我们有政府的最低收购价政策，但对于处于生产链条下游的农民来说，扣除种子、农药、化肥、灌溉、收割等等开支，所得恐怕就无几了，如果再遇上自然灾害，那生活恐怕会更艰难一些。

　　总而言之，在现代市场中，由于人均耕地数量少而实行的分散经营，导致农业生产没有规模优势，加之市场消息闭塞，谈判能力不强，所以农民收入水平相对较低。我始终觉得，明晰产权与规模经济两者，单独来看，都是积极因素，但在人均资源占有量很小的情况下，则两者的简单结合未必是最优选择。

 

（三）农业生产的合作组织化发展方向

　　2007年7月1日，《农民专业合作社法》正式生效，这是新中国历史上首部规范合作社发展的法律。农民专业合作社，是在农村家庭承包经营基础上，对统分结合、双层经营的农村经营体制的进一步丰富和完善。它以入社自愿、退社自由为基本原则，以自我管理、自我服务、自负盈亏为运行机制，充分保障成员的合法权益，是推进农业产业化经营、建设现代农业的重要载体，是促进农村经济发展、构建农村和谐社会的重要组织基础。

　　以农民专业合作社为代表的合作组织还有很多，如农村资金互助社等等，概括起来，合作组织的好处在于：

　　（1）完善信息机制，应对市场波动

　　农业生产具有滞后性，对于市场信息的不敏感，必将影响到农业生产。90年代，前一年度苹果价格上涨诱使果农普遍种植，导致第二年丰产不丰收的惨烈状况，至今仍让我们记忆犹新。问题的解决，关键在于信息体系的完善，通过发布全国乃至全球市场上农产品的信息，及时调整农户经营行为，平抑供求波动。而这一工作，单个农民是绝对没有办法完成的。只有依靠专业化的农业合作社组织，才有可能进行大范围的数据收集及分析工作，发现应对目标，实现稳定增长。

　　（2）提高谈判能力，降低农户风险

　　人均耕地有限导致人均产量有限，农户的分散性必然导致定价谈判能力的丧失，进而谷贱伤农。农民合作组织的出现，恰恰可以解决这一问题。日本、台湾等国家与地区的实践表明，通过农会等合作组织，单薄的农户联合在一起，在一定范围内可以凭借自己所掌握的达到一定数量的农业产品供给和农用物资需求，形成显著影响价格的谈判能力，提高农产品价格，降低农用物资价格，维护农民的经济利益。

　　（3）延展产业链条，截流产业利润

　　农业并非无利可图，事实上，很多以初级农产品为原料的加工产业的现状都非常不错。问题在于，农村现有的农产品生产，由于散户经营的特点，很难聚集足够的资金、技术，因此无法完成农产品加工链条的延展，往往只能把初级农产品作为最终产品提供出去，所得利润自然有限。农民合作组织的出现，弥补了个体农户在资金、技术等方面的缺陷，通过组织化的管理和现代化的运作，一方面完成了对加工链条的延展，另一方面把利润尽可能截流在合作组织内部，由组织内部的农户共享，最大限度地增加农民收入。

　　（4）培养超前意识，保证长远发展

　　污染物水平超标导致的出口农产品被退回的现象警示着我们，如果没有超前意识，不主动采用绿色环保技术进行生产，吃亏的，只能是农民本身。而单个农民，由于资金技术的限制，并没有办法实现从种子、化肥到包装的环保生产。此外，一则关于“牛羊打嗝排放的气体，是引起温室效应的罪魁祸首”的报道除了引起我们的好奇心之外，更应该使我们意识到节能减排、保护环境的任重道远。在既有的知识背景下，单纯依靠农户家庭，很难达到“改善饲料结构，减少牛羊打嗝，减缓温室效应”的效果。因而，只有依靠合作组织的大力宣传与推广，才能普及现代农业知识，提高农业科技含量，实现农业产业跨越式发展。

　　在前四条的基础上，可以想象，类似合作组织在使农民得到实惠的前提下，必然进一步深入整合，形成代表农民经济利益的新型组织，逐步实现从粮食价格、农用物资到公用事业、民主权益等方面对于农民利益的全面代言。在此基础上，合作社将从经济组织逐渐演变为一个自我完善的包含医疗、教育等系统在内的公共服务提供系统。这种依靠农民自身力量进行发展的组织思路，对于当前新农村建设中“外部输血、转移支付”的基本做法，是一种有益的补充，在吸收乡镇企业发展的经验与教训的基础上，在政府可调控但不过分干预、可监督但不过度介入的范围内，将和农村现有的村民自治组织一起，形成合力，对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事业产生巨大的推动作用。沿着这条路走下去，可以预见，几十年以后的中国农村，必将更加民主、更加稳定、更加繁荣、更加和谐。

 

（四）农业合作组织化的冷思考

　　光有一个好的制度，并不能保证一定收到好的效果。好的制度，还需要与好的人事安排相结合。合作组织，归根结底还是由人去实现的。历史上在农村地区的人民公社制度、乡镇企业制度，都经历过辉煌，但辉煌过后很快就黯淡了下来，个中原因，自然是多方面的，但没有一个良好的人事制度，没有一个有效的约束机制，绝对是主要原因之一。

　　如何保证？

　　现代中国民主政治改革在基层已经普遍推行，乡镇直选也早已不是新闻。在农业合作组织法制化刚刚开始的现在，在中国农民客观存在的知识水平不是很高的背景下，我们应该用最通俗易懂的语言，在全社会、尤其是广大农村地区大力宣传合作组织的理事会、监事会互相制衡的组织结构，自愿加入、自愿退出的成员机制，民主管理、自负盈亏的运作模式，确保广大农户能够明确权责利，真正参与其中并发挥主人翁作用，保证合作组织在民主监督的机制下，发挥所长，克服弊病，稳步发展。

　　此外，作为执政执法的基层政府司法系统，在面对少数人以权谋私，侵害合作组织利益的情况，要敢于按照《宪法》、《中华人民共和国农民专业合作社法》、《物权法》等相关法律法规的内涵，秉公执法、严明法治，真正使得合作社组织在民主监督之外，还能受到法制的保护，真正使得在历史上长期处于弱势的农民，成为受到法律保护的权益主体，共享改革发展稳定的成果。

　　唯此，中国的现代农业建设才能得以落实；唯此，中国的基层政权建设才能更加稳固；唯此，由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事业和小康社会的目标才能早日实现！

                                                      往事随风（1）
　　已经是第二次以一个外地人的身份去福建招生了。临行前，带着朋友“你们北大也用招生”的疑惑，扛着满满一箱的招生简章，登上了Z59次列车。在车上意外地从同伴那里发现了一本叫《帝国潜流》的书，虽说尽是歪理，倒也值得一看。看一会，眯一会，时间容易打发得很。
　　火车路过武夷山火车站。突然想起当年在这上火车时帮某同学扛行李，差点被人把我沿着澳门——珠海——广州——汕头——福州——武夷山，曲曲折折上千里，一路扛在身上的一箱钜记手信给掉了包，上车后满列车找了个遍才找回来的糗事，不禁有点“时光飞逝”的小伤感。好在Z字头的车在这并不停，一阵呼啸冲过了站台，那点记忆也就这般随风而去了。

　　风能带得走记忆，风却带不走祝福：遥祝八月prelim顺利，心情越来越好，日子越来越幸福。

 

                                                      人生如戏（2）
　　火车上，L同学打来电话，听说我到福建招生，也突发奇想到厦门旅游，票已买好，行程已定，问我赶不赶得上见一面。这等好事，当然不敢推托，留下临时联系方式后，暗自窃喜，正所谓“有朋自远方来，不亦乐乎”，生活就像演戏，大起大落、大喜大悲：本来虽未曾淡忘却近乎消失的朋友，突然间又会重新出现在你的生活中；本来怎么也和福建不搭边的两个人，居然会莫名其妙地选择在厦门接头。
　　见了也就罢了，波折还在后头：向领导申请，把工作地点从福州换到了厦门，此调动涉及同行数人的行程，弄得我特别不好意思，此为一波。突然又传来消息说状元出在漳州，我在厦门板凳还没坐热，便又只能匆匆赶往漳州，不能在厦门久留，未能与L同学会师，此为二波。所幸，漳州、厦门相隔不远，L同学说要过来看我，颇为期待中，突然传来消息说L同学因天气闷热兼海鲜过敏而出现极度不适现象，头晕发热、水土不服，只能改签机票，提前打道回府，休养生息，此为三波。
　　彼此虽电话无数，互致歉意，终未得见。戏剧之余，略有遗憾，不过L同学说得好，好事多磨，也就不那么遗憾了。

 

                                                      再谈诚信（3）
　　此番去福建主业是招生，能让北大得天下英才而育之，当然是我们的最高目标。

　　理科状元出在漳州，一个很优秀的小女孩，于是一行数人，匆匆赶往漳州。同一高中的学姐、北大毕业的牛人、相关专业的教授，都应邀给她打去电话祝贺并介绍了发展前景，我们也向状元和她的家长详细介绍了北大的概况和相关的专业，尽可能帮助她选择最适合她的专业。

　　状元的工作不好做，除了北大之外，清华、港大等等也在做动员工作，花样层出，应对不暇。对于刚刚高考的学生来说，填报志愿是人生很重要的选择，慎重一些是必要的，所以中间她的意向也有一些波折。但最终，在综合考虑了大学特点和个人情况后，她选择了北大。

　　尘埃落定，却有一些想说的话。

　　状元，或者说名次靠前的考生能否招来，这是衡量招生成绩中虽非绝对但很重要的一个参考依据，我们当然希望她能来北大。但对我们来说，这仅是招生的成绩，有当然最好，没有也无可厚非，而对考生来说，却是人生前途的重要选择。孰轻孰重，相信大家都能做得出判断。

　　一轻一重之间，却存在着一个尴尬的信息不对称：刚刚跨过高考门槛的考生和他们的家长，对所谓名校并没有客观的了解，多数局限于社会上的人云亦云，要在短短三五天内凭这些并不精确的信息，选择一个更合适的大学，自然是无从谈起。而作为在大学中生活了这么些年的学生，相比之下掌握的信息应该更多、更全面一些。作为高校派出去的老师，能感受得到考生和家长对我们的信任，一种绝对的、发自内心的信任。所有我们讲的话，他们都会往心里去，并且作为做出选择的非常重要的依据。

　　实事求是、客观地介绍情况，有理有据，用事实数据说话，才是真正地站在考生立场上考虑问题，才是真正地对考生负责，但却有可能相比其他学校的宣传不是那么天花乱坠而相形失色，导致考生报考其他学校，使得招生结果很难看。而如果只把争取状元当作一项任务，任意吹嘘相关学科的发展现状，把前景描绘得光芒万丈，可以圈住一批考生，影响他们的志愿填报，招生成绩会漂亮很多。但损害的，却是考生的前途，虽说进了学校后哪天发现现实和印象的差距后，在心里把我们骂一顿，但也只是出气，绝对是于事无补。

　　何去何从？我们还是把这个博弈拓展下去，再来看结果。

　　学生接受的，是多渠道的信息，这些信息除了来自我们，还来自兄弟高校。我们所说的话，不论是学科排名，还是发展前景，只要稍带水分，都会与考生在和兄弟高校的交流中所获得的信息相矛盾，就会让考生心生顾虑，一旦顾虑，就会开始怀疑我们所说的其他的话是否属实，进而会产生对学校的怀疑，最终必然影响志愿的填报。同样，这个道理对兄弟高校也适用。

　　聪明的考生，都会反向咨询，问A学校B的说法是否属实，问B学校A的说法是否属实。结果可想而知，只有事实才能立住脚。

　　所以，只有实事求是进行宣传，才能得到考生的信赖，赢得考生的尊重。相信你，才会选择你。反之，失去的不只是一名优秀的考生，失去的更是一颗对最高殿堂信赖与尊重的心。

　　让我欣慰的是，整个过程中，我们整个招生组都十分默契地坚持着诚信的原则，即使状元告诉我们她要选择其他学校时也没有放弃这个原则。这种坚持，得到了回报。在最关键的时刻，我们针对她从其它渠道掌握的信息，拿出了一些可供对比、可以验证的数据。事实是会说话的，这些数据对于她最终志愿的填报，产生了一定影响。我想，这个结果，对我们、对她，都是最好的。

　　招生的经历，再一次验证了“以诚待人、以信立身”的重要性。我想，我会坚持下去的。

　　在一切刀光剑影、万种悲欢离合，都被时光冲刷得一干二净的今天，时常会想，两个千年之后，还有几个人会想起萧望之呢？

　　喧嚣一时的重庆拆迁事件落幕了。

　　从开始到最后，位于重庆九龙坡的那座拆迁房一直都如孤帆般飘零在大海中，又如灯塔般矗立在汪洋上，时时散发出弱小与无助的气息；而事实上，套用一句时下最流行的话，“他不是一个人在战斗”，国内外各大媒体上，不时有关于拆迁进展的最新报道，国内外各大论坛上，相关版面24小时进行即时图文放送。山城重庆迅速吸引了来自全世界的关注目光，这种关注，化成一股力量，虽无形却有力，支撑着当事人杨武、吴苹夫妇，默默地进行着对抗。

　　事件最终得到了解决，被停水断电30个月的当事人得到了上百万的满意补偿和安置，耽搁一天就要损失六万元的开发商的危改工程得以顺利推进，而政府在此次事件中“保护产权、依法行政”的形象也受到海内外的一致认同。皆大欢喜。

 

　　皆大欢喜之余，或许有人会问：有什么理由，可以解释如此完美的结局？

　　当事人应该最有资格回答。据《南方周末》报道：“吴苹主动致电本报记者，在事件结束后首次露面接受采访，详述最后谈判的情况，并表示‘感谢网民，感谢媒体，感谢政府’”。我们不妨将她要感谢的三个对象作为解题的关键词：

　　（1）网民。一张如同碉堡般、在周围都被挖低10米左右的工地上独自耸立的拆迁房的搞笑图片在BBS上出现后，被善于恶搞的网友冠之以“史上最牛钉子户”之名四处转载，很快成为各大论坛的热门话题，广为流传。而随着对拆迁事件的历史及细节的披露越来越多，网民们逐渐从对恶搞图片的哈哈一笑中跳了出来，转而关注起拆迁房背后的房主与开发商的利益博弈来，毕竟，在这个房地产暴利、住房难位列三大难之首的网络时代中，网民有太多理由去同情弱势个体。于是，网民基本呈一边倒的态势，支持拆迁户将拒拆进行到底，并形成一股时刻关注事态发展的舆论洪流。如果事件不加以合理妥善解决，上千万网民的关注必将转化为民愤。正所谓民意不可违，就像电影《角斗士》的台词：“Win the crowd, and you will win your freedom”，自由是角斗士们的最高追求，而对拆迁户来说，最高追求则是得到合理补偿与安置。而网民们的同情所形成的强大民意，无疑在这场个人与企业、个体利益与商业利益的博弈中为这对夫妇增添了足够重量级的砝码。可以这么说，事件得以圆满解决，网民的作用是先导性的。

　　（2）媒体。对事件进行深入报道以及理性分析，是媒体的特长。尽管最初引起关注是在网络中的各大BBS上，但是你一言、我一嘴的BBS言论却多少显出“感性足、理性少，炒作足、分析少”的特点，再加之初期网络关注的重点在于图片的搞笑，而非事件背后深层次的利益博弈，因而并没有能够很快形成合力，促成事件的圆满解决。而媒体的适时出现，则为事件带来了根本性的转机。同样源于网络的新浪、搜狐等门户网站最先开始对“钉子户”进行关注，并作为头条新闻登出，除了报道事件的进展之外，还加入了很多客观的分析评论，使得整个事件更加清晰；网络媒体之后，《北京青年报》、《扬子晚报》等传统平面媒体也纷纷介入，使这一事件的受众范围从以青年为主体的网民迅速扩大到全国所有读者面前，让更多的人开始了解并关注这一事件；与之同步，路透社、英国每日电讯、联合早报等境外媒体也把镜头对准了位于中国西南地区的这座孤楼，并时时跟进，将之作为反映中国民主法治进程的典型案例。至此，拆迁事件演变为一个具有重大国际国内影响的事件，这一点，从事后看，是至关重要的。媒体的关注，给事件带来了科学的视角和深层的内涵。可以这么说，事件得以圆满解决，媒体的作用是基础性的。

　　（３）政府。伴随着中国经济发展巨大成就的，是党和政府对自身职责的进一步明确和规范。《行政许可法》等法律法规的出台，昭示着转变政府职能、提高管理水平、做好公共服务等进程的发展与完善。在和谐社会的构建中，民主法治、公平正义是我们着力要实现的重要目标。而发生在重庆九龙坡的拆迁事件，则成了检验中国民主法治进展与实效的一次考试。我们欣慰地看到，中国交上了一份让世人满意的答卷：尽管只是个体拆迁户与开发商之间的经济利益纠纷，但是却引起了国家建设部等部委及重庆市委市政府的高度重视，主政者多次批示，坚持保护经济主体、尤其是弱势主体的合法权益的原则毫不动摇；在拆迁房所处的九龙坡区鹤兴路危改这一事关规划全局、影响公共利益的工程的推进上，并没有因为媒体的关注与舆论的导向而有所搁置，而是同舆论保持沟通，及时公布重大决策，积极推进拆迁工作，坚持维护公众利益的原则毫不动摇；在事件影响逐渐扩大的一段时期内，拆迁户利用网络及舆论影响，所提要求明显过高的时候，政府也并没有一味妥协，满足过分要求，而是采用平等对话的方式，做好当事双方的协调工作，坚持维护政府公共服务及行政管理职能的原则毫不动摇。从事件结束后境内外媒体及网络舆论的平静反应来看，政府在这一过程中所发挥的作用是积极有效的。可以这么说，事件得以圆满解决，政府的作用是关键性的。

 

　　多方协力，“史上最牛的钉子户”事件圆满解决了，但拆迁事件留给我们的财富，却绝不仅是这一事件得以解决本身。我们有必要再次思考，“我是谁、我们向何处去”。

　　（1）关于舆论导向

　　“钉子户”一词，商务印书馆2002年增补版的《现代汉语词典》中给出的解释是“在城市建设征用土地时，讨价还价，不肯迁走的住户”。权威的字典中的解释，应该是恰当的，但“钉子户”留给我们的印象，多少有些刁泼蛮横、死皮赖脸，总之没什么褒义。只是，在这次重庆拆迁事件中，这名拆迁户在合法利益没有得到补偿的时候，有没有拒绝拆迁的权利？如果有，如果他的举动是合法的，那我们的网民、我们的舆论是否应该在一开始就给其冠上“钉子户”这个听上去多少有些别扭的称谓，并通过这个别扭的称谓去吸引他人的关注度、网络的点击率的呢？

　　从另一方面讲，从一开始就被打上“弱势”标签的拆迁事件的当事夫妇之所以能在这场对抗中得到满意的结果，与广大网民对他们的同情所形成的强大舆论是分不开的。但是，据《南方周末》报道，在事情的发展过程中，当事夫妇也有过依靠舆论对他们所处弱势给予同情的心理，利用有关其他方面希望尽快结束事件的心理，进而漫天要价的行为。那么在这一过程中，我们的网民、我们的舆论是不是应该及时了解事情的进展，及时调整言论的方向，进而做到在惩恶扬善的过程中避免被利用、成为他人牟利工具的命运呢？

　　舆论的甘露是可以挽救人的，舆论的唾沫也是可以淹死人的。在利益关系错综复杂的时代背景下，我们在公共信息的传播过程中更应该多了解、常更新，冷静一些、克制一些，绝不先入为主、始终确保准确，不冤枉一个好人、不放过一个坏人。只有这样，才是成熟而负责的态度；也只有这样，才能保证我们的舆论健康发展，诚如朱镕基总理当年对焦点访谈的要求那样，发挥“舆论监督、群众喉舌、政府镜鉴、改革尖兵”的作用，促进我们的社会又好又快地和谐发展。

　　（2）关于执政能力

　　随着事态的发展，在这场危机中真正受考验的，是我们党和政府依法行政的意识、力度和能力。尤其是在《物权法》审议通过刚刚一个月的背景下，能不能依法保护经济个体的合法权益，能不能统筹兼顾个体利益与公共利益的协调发展，能不能落实体现和谐社会“民主法治、公平正义”的本质属性，成了人民群众和境外媒体关注的焦点。

　　让我们欣慰的是，地方政府交上了一份让人满意的答卷。在拆迁事件引起广泛关注之后，当地政府的举措是非常得当，也是非常得力的。据《南方周末》报道，重庆地区最高领导人对当地政府在整个事件中的表现给予了“这个事情，证明九龙坡区政府的执政能力是强的，执政智慧是成熟的”的评价。而从事件结束之后，社会各界平静的态度来看，公众对于整个事件的处理过程和结果也是相当满意的。

　　但是不可否认，在事件引起广泛关注之前，无论是地方政府没有及时制止开发商强行将当事人的房屋周围挖空，导致小楼成为孤岛，致使事件向恶化方向发展；还是相关职能部门在进行拆迁规划时，针对住户拒绝拆迁行为所采取的停水断电等一刀切的措施，都是欠妥的。而这些不成熟、不理性的、缺乏执政智慧的手段，必然导致舆论倒向受侵犯的拒拆户一方，拖延城市规划的实施进程，并酿成了这场造成如不及时采取有力措施，很可能造成严重后果的公共危机。

　　危机的发生本不是好事，但是在解决问题的过程中，所得到的经验与教训，则是更加宝贵的财富。在长期革命斗争与建设的岁月中，作为最广大人民根本利益的代表，我们的党和政府始终坚持解放思想和实事求是，受到了人民群众的肯定与拥护。而面对新时代、新发展、新要求，在保持这些优良传统的同时，我们的党和政府还需要与时俱进、开拓创新，针对信息化社会中舆论传媒及其他方面出现的新特点，勤于学习、敢于创造，以民意为根本、以法律为准绳，加强引导能力、提高执政水平，全面推进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构建，开创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新局面。

　　

　　民主法治、公平正义的和谐中国，必将走向新的更大的辉煌！